艰难的求学路

发布时间: 访问次数:327次
 

1938年3月我被战时儿童保育会从开封战区抢救到汉口,又迁移到重庆歌乐山第一保育院。1939年7月经选拔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育才学校开始东迁上海,国民党实行独裁政治,迫害民主人士,陶行知校长全身心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和育才学校的生存到处奔波,演讲、写诗,遭到迫害,又过度劳累,不幸盛年逝世。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及育才学校师生莫不悲痛万分。从此育才学校的经济更加陷入困境,因育才学校经济全靠陶校长募捐维持。

负责重庆育才学校工作的方与严老师(因他年纪大,同学们均称呼他方夫子)为了减轻学校负担,便将稍大点的学生介绍到各个抗敌演剧队工作(演剧队是由国民党三厅郭沫若负责)。我和郭嗣俭还有李乃忱大哥(老师),推荐到泸州的抗敌演剧六队。我在六队待了不到一年,该队也要东迁,我不喜欢演话剧,只爱唱歌,就还回重庆。而育才学校很困难,47年秋我和翟淑霞(现名晓霞)同学结伴报考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科,方夫子为我俩写了介绍信,翟的钢琴弹的好,我演唱民歌。通过考试,两人双双被录取。

入学要交学费,我俩从保育院到育才学校六七年从未缴过学费。幸好美专的进步老师,他们得知我俩是育才学校的学生,而考试成绩又是最好的,老师们就为我们向校方说情,校长是国画家万从木,同意我们就读,但提出的条件:期终成绩需达到音乐科的前两名。我们答应了这个要求。

一般课程我不怕,只要下功夫认真学就行,只有钢琴课难,翟晓霞在育才是音乐组,钢琴有基础,考入美专她弹的水平也是好的。我在育才学校是社会组,从未学过钢琴一点不会,决心加倍努力。而每人每天的练琴时间学校均已有固定安排我只能每天比一般同学早起床晚入睡,学校规定晚上10时熄灯,至次晨6时不准弹琴,我就每天五时多起床,早早坐到琴房,起床铃一响,我就立即开始练琴,其他同学起床洗漱完毕来练琴,我已抓到了半个小时。有的同学9点30就寝,他们不弹了,我又可以练半个小时,星期日待在学校,可以争取更多时间。一个学期下来,我的钢琴老师朱伯封夸我用功,钢琴进步很快,其实他不知道我弹琴就像是在打游击战。

在美专音乐科一年多的学习,我和翟晓霞的学习成绩一直领先,实现了学费全免学校举办民歌演唱会,我独唱,晓霞钢琴独奏,博得老师同学们的好评。

而我们在美专的生活是很贫困的,老师介绍我到江北(现渝北)建川中学和李子坝中华职业学校教音乐课。两个学校的兼课费勉强维持我俩一日两顿饭费,为什么说“勉强”,就是每顿不能吃的太饱。寒假中,一位钢琴老师曾介绍晓霞去舞厅弹伴奏,我唱,当时认为女孩子去舞厅弹琴唱歌挣钱很丢人,无脸面,为此我哭过,去了两次也就不再去了。

如此艰难的学习,生活,我们坚持了一年多。我的声乐系老师卜瑜华,她当时是国立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系老师,她建议我报考国立师范音乐系(现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师范大学免学费,还管吃住。我听了很高兴。但面临两个问题:一、报考须要高中毕业证书二、我不了解文化考试内容,而育才学校的证明又不能用,因国民党教育部未予备案,不承认。无奈之下,别人要我到建川中学要一张油印的临时高中证明,建川中学教务处负责人对我的要求也没说什么,很顺利给了我,也许同情我。就这样解决了报名的问题。回想当时这样做也是违心的,但无路可走,被迫之下只能这样。但即将面临的文化课考试,因为在育才学校,我是社会组,所学内容与一般高中的历史,地理不样,考音乐专业,数化免试,所以对文化考试内容,感到陌生,压力很大。只得根据出版的高中升学指导做准备,可想买这本书,但又买不起,只好每天从上清寺走到民生路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站在书店里看,死记硬背升学指导书里的内容,经常是看到书店关门才离开。近半年的准备时间,天天如此。

是老天有眼,还是运气好,我终于考取了国立女子师范音乐系。就在我准备报考女师院的时间内,曾发生过一次永不能忘记的辛酸事。1948年因报考女师学院,就没有继续办在美专的注册手续。一个好心的同学见到我说,今天是邱望湘老师上和声课,你没事来旁听吧。我思想比较简单,心想我本是这里的学生,大家都熟悉的,便走进教室旁听邱老师的课,邱老师看到我没说什么。不一会教务主任荘子曼冲进课堂,当着老师和全班同学的面质问我:“王为,你注册交费没有?”我羞愧的说:“没有”他板着脸厉声吼道“出去!”我的头脑轰的一下,强烈的刺激之下,我站起来跑出教室就倒在了教室外的院子里。同学们立即将我扶到宿舍休息,进步的老师得知这件事后,向校方提出了抗议,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有朝一日,一定要多帮助贫困学生成才。但是,直到现在,每想起这件事,心情仍难平静。

女子师范学院开学时,我愉快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前去报到注册。不料,教务处一个姓雷的职员看见我,大声斥责我:“你的证明是假的,你是共产党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将录取通知书和证明丢给了我,(姓雷职员原来是美专教务处职员,我考美专是育才学校的证明)当即,我紧紧拿着通知书和证明,呆呆地站在那里,茫然惆怅……正在这时,被一位美专的同学唐莹译(是女师外语系学生,为了转音乐系到美专学音乐,和我同位声乐老师)看见,。她立即跑去找卜瑜华、张清泉两位老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得知后,立即来到教务注册处,要他们给我办注册入学,由他们担保,日后再补正式毕业证书。离开教务处,我站在两位恩师的面前,热泪泉涌,泣不成声。待我平静下来后,我担心说:“你们担保我入学,可以后我拿不出正式毕业证书呀!”他们安慰我:“你别怕,这个学校的学生假证多得很,只要你学习成绩好行了”。就这样,我才得进了女师学院。我学习更加勤奋努力取得骄人成绩。

女师学院情况复杂。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三青团表面看不出什么,但暗地里斗争很厉害。女师吃住免费,伙食有伙食委员会管理,各系推选代表高年级课程紧,多由低年级新生做伙食委员,一年级我就被选为伙食委员,我什么也不懂,不知所措,地下党组织了解我是育才学校的学生后,主动找到我,让我不要害怕,找人带我做。48年全国大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女师院地下党组织同学们参加大游行,学校在九龙坡,离市区较远,师范生多数是穷学生,无钱在外买东西吃,为了参加大游行,学校开饭时间常常提前或延后,厨房听伙食委员的安排,三青团若掌权,她们会阻止这样的活动,因此管理伙食的大权双方都在争。

由于我入学证明是假的,训育处常有条子给我,叫我到训育处一谈,我不知所措,地下党组织对我很关心,她们设法让我躲过去,她们组织各种活动,都要我去参加。有时还帮美专的地下党老师传送《挺进报》,当时局势很乱,由于我常常和地下党人接触,而被特务盯梢。地下组织丁凤山同学知道后,为了我的安全,让我在她家住了十几天以避险。

1949年底,重庆解放,人民政府为了稳定新的货币政策,学校组织学生到市区宣传禁用银元运动,我负责一个宣传队,不巧我们乘的一部卡车,在山路转弯处出了车祸,幸好我只是腿部轻伤,而位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腰部受伤,造成终身不能行走。

解放后,我入学高中证书问题,也不存在了,原来依势欺人的小人,看到我再去注册,装出特别的笑脸,让我厌恶。

1950年两位恩师向我提出,你应该转到专门的音乐学院深造,他们认为我的条件有发展前途。于是我决心到上海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全国最高学府)。船票是好心的朋友赞助,我和美专的位女同学,买了两张无仓位船票,上了船,坐在走道上,晚上铺个席子席地而睡。过六天五夜才到了上海。在大上海,我没有亲戚、朋友,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离开重庆前,女师院开了一张介绍信,到重庆市学联,由重庆市学联再开一张给上海市学联的介绍信。我们问路问到江湾。江湾离市区很远,上海音乐学院紧靠江湾军用飞机场,招生处看了我的介绍信,就留我住进了学校,那是专为沿途考生安排的住宿点。一切然就这么顺利,让我立即有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现在说起来,也真是大有天方夜之感。

我幸运地被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系录取。靠着全额助学金,我衣食无忧,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直到1955年毕业,走出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大门,是党培养了我。

我的恩师卜瑜华、张清泉夫妇,解放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卜老师后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张清泉老师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长80年代初去世。卜瑜华教授现定居加拿大,我们师生情谊一直保持至今。我永远忘不了她们。

 ——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