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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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南京晓庄师范的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在南京掀起了一场重大风波,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蒋介石认为这是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一次“反蒋行动”,于是下令关闭该校,通缉陶行知,并将陶行知视为“危险分子”。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事后,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才解除了对陶的通缉。一年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经黄炎培举荐,担任《申报》顾问。

陶行知就任后,在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寇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土地,蒋介石却一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然而,193012月至19317,蒋介石却调集精锐之师,在长江两岸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为揭露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罪行,陶行知在《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剩而绝,或且以剩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文章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反动本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也震动了当局。尽管陶行知在发表“剿匪评论”时用的是笔名,但当局很快查明它出自陶行知之手。不久《申报》一度被封杀,陶行知也离开了申报馆。

离开申报馆后,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了“上海工学团”业余学校,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口号,意在让学生们以劳动来养活自己,通过学习来了解人生,以大众的团结来保卫自己的生存。为此,他还邀约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等人一道兴办“卖字兴学”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然而,陶行知却又借卖艺之名,机智地与当局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2年,陶行知在第36期《涛声》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卖艺启事》,巧妙地利用商业广告的形式,写出了一篇针对时局的讽刺妙文。全文如下:

狐狸有洞鸟有食,

乡下先生难度日。

风高谁放李逵火,武训讨饭也不易。

自杀不成怕坐牢,

从来不演折腰戏。

众谓我曾做书呆,便教出卖书呆艺。

书呆之艺卖与谁?

开张岂必有生意?

女生卖艺被开除,

先生卖艺可遭忌?

哪里管得这许多,

硬着头皮试一试!

(一)卖文。儿歌、故事、小品文等,登载权每篇10元。

(二)卖字。写《自立锄头歌》《儿童之歌》《手脑相长歌》《夫妻学校歌》等,每幅10元。

(三)卖讲。每讲小学10,中学20,大学30元。外埠一天来往加倍。讲题:创造、教育、儿童科学、通俗天文等自选。

更为有趣的是,在这则《卖艺启事》的两侧,编辑还特意发表了楚狂老人(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子展)写的两副贺联:

其一:“先生只卖,卖讲卖字卖文,何如卖国最有利;大家争吃,吃党吃粮吃教,焉知吃粪便无人。”

;“三卖主义不骗人,货真价实文字讲;五柳先生宁乞食,今是昨非归去来。”

聋道人(出版家曹聚仁)也写了首《陶知行卖艺馆颂词》(:陶行知先生1932年时名叫陶知行):假戏真做,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迷惑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

在第37期的《涛声》上,陶行知还发表了讽刺诗《卖艺第一夜》。更有趣的是,38期的《涛声》上,编辑还发表了署名为“不知所贺”(即李絛)写的《忧卖艺馆四歪诗》。

其一:“自杀不成怕坐牢,书呆卖艺口唠叨。盛世哪有便宜事,我道先生计欠高。”

其二:“信义和平忠孝仁,黄金万两不愁贫。半文不值猪猫狗,哥姐爹妈空费神。”

其三:“锄头底下有口口,裱挂斋头怕暗伤。何惹皇恩春浩荡,大门高贴保安康。”

其四:“卖讲不能何等化,讲台虽矮也难登。青天白日雷公响,跌坏穷酸自找寻。”(原附注:锄头底下有口口,陶先生的诗是七个字,硬着头皮写上五个字,底下两个字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不敢再写了,故以口口代之,读若匡匡,方免口号之灾也)

“四歪诗”以忧为名,实际上赞誉了陶行知胆略过人、一身正气的“革命教育家”的无畏气概,尤其是最后一句“青天白日雷公响”,寓意之明,一看即知。


(周慧斌 原载201662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