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一个有生活力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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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是我的先生,但他要比我小三岁。他和我同是安徽歙县人,但我和他从不相识。一直到了民国八九年,他从美国回国不久,正是他为平民教育努力的时候,他在武汉的王占元、安徽的马联甲等军阀势力范围内举行五六十万人的欢迎大会中,提倡平民教育打倒军阀,能把军阀的力量一时变成普及平民教育的力量,我才稍稍注意到中国有这样个有生活力量的人。

那时我正在本县想为全县教育尽一点计划的力量,知道陶知行(那时他名知行)先生即是歙县的陶文濬(原名)先生,曾寄过几次信到东南大学和他商量,但是没有接到他一次回信。

后来,到了民国十六年,他在南京和平门(那时仍叫神策门)外迈皋桥附近小莊(后改名晓莊)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省称晓庄师范学校)的缘启和招生简章。先期,到歙县教育会里,我见到里面最有趣味的,是一面招生一面又叫三种人不要来:书呆子最好不要来;小政客最好不要来;小名士最好不要来。我自问这三种资格都没有,于是决心去投考。第一期是三月十五日开学,我没有赶到。

我于十六年夏间,在安徽省被反动军阀拘留了九天,友人汪已文兄自苏州赶来省城营救。刚巧碰到蒋唐之战,封江将近两月,于是造谣者散布谣言,说我和已文同遭枪决。乱平,我与已文同到苏州,决定投考晓庄。由微风细雨的双十节,投到了晓庄。这年,我是三十八岁了。陶先生不在,分不出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也可说是看不见先生,看不见学生,但是处处流露着活的生命力量。

隔了三天,陶先生自上海回来了,只见他总是笑容满面的,很有趣味过着自己长进的生活,领导大家伴着当地人民共同过着长进的生活。他从来没有过怒色,而和他接近的人,都很有趣味地自动追求长进,也可以说他是很有趣味地跟着大众生活需要长进。他从来对事没有说过“没办法”三字!没有办法的人,遇到没有办法的事,如果问到他,他总要和你商量讨论出一个比较满意的办法来。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等理论,都在这时期里试验实施而有效。

这样一来,晓庄被人羡慕者有之,被人嫉妒者有之。不幸,到了十九年四月七日,竟遭到意外的摧残。陶先生在危难时期,从来没有现过忧色,他仍是很有趣味过着自己长进的生活,但为避免反动耳目,由我转达给他许多关于大家过着的很有趣味的共同长进的生活。陶先生自己的著作,除《中国教育改造》和《知行书信》二书外,大部分都成于晓庄摧残以后。他的《斋夫自由谈》和教育名著《古庙敲钟录》,都是在这个时期,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逐日刊登精心杰作,《申报》销路顿增四万份。陶先生同时领导我们先生和同学,静心修学,练习编著工作。《晓庄丛书》《儿童科学丛书》《乡村教育丛书》《生活教育丛书》以及其他杂著,约共三百种以上,都是在这一个静止时期表现出的生活力量。“工学团”教育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理论,亦接着此时期由乡村而进一步普及到市镇里工厂中去。在“工学团”时期里,又发现了“小先生”“小保姆”“儿童自动学校”“儿童自动工学团”等新意义新力量,所以“三一五”是生活教育的诞辰;“四七”事变,是生活教育另行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产生了许多新力量。最近陶先生更是决心要做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一员,秉承大众公意,草写了“国难教育方案”,到处集结力量一致齐心起来,粉碎“日本大陆政策”。陶行知是一个有生活力量的人,所以他相信整个民族人人有生活力量,只要人人有生活力量,便能够粉碎“日本大陆政策”。

 

——方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