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诗味的“号筒” ——学习陶诗有感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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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陶行知,

不是教育就是诗。

生活教育是他创,

“打仗的号筒”是他诗。

“号筒”我见过,在电影里一个青年拿着它向众人宣传革命的真理在招贴画上,一个人一手高举号筒,一手指向前方,队伍跟着他前进;在解放初期,我拿着号筒,宣传过抗美援朝运动,普及过爱国卫生常识。号筒有用硬纸做的,有用铁皮做的,最简单的用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卷起来,形成一头大一头小的喇叭状就行,功能是使声音扩大播远。陶行知的“号筒”是打仗的号筒,他利用这号筒,“唱破了喉咙”,“只是叫斗士向前冲”。他把号筒变成了号角、号召、号令,鼓励人们“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金钱、知识、生命献给苦难的小孩,献给苦难的老百姓,献给苦难的人类,献给民主与和平,为整世界创造一个新命运”。

对打仗我的理解有二:一是真刀真枪的战场,二是没有硝烟的战斗。陶行知的诗可以说在这两个领域都起着号筒作用。陶行知生活在大动荡的时代,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连绵不断,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诗不能不与时代息息相关。1936年,在《纪念“一二·八”》中,他写道:“一二·八,一二·八,救国只有一条路,武装起来向前杀”。在《今年九·一八》中,他写道:“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儿数。大众赶快联起来,不管他,许不许,要救国,自作主。”在《生活教育小影》中更是明确喊出:“唤起四万万五千万,瞄准侵略,战!战!战!”而另一方面的仗也在打,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政治、思想上,即是没有硝烟的战斗。1931年在《儿童二歌》中他唱道:“我是小农人,靠种田生存。为何劳而不获?谁是我们的仇人?我是小工人,我有双手万能,我要造新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矛头直指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对他的同乡又是朋友的胡适,则亳不客气地献了逆耳诗,指出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提着五个小鬼(指贫、弱、私、愚、乱),放走一个大妖精(指帝国主义)”。在胡适写了一首《秋柳》诗,影射讽刺陶行知“特向东风舞一回”时,陶行知写了答辩诗予以反驳:“这是先生自写照,诬我献舞亦奇哉!君不见吾鞭但一指,任尔东风西风滚开。”这首《秋柳答》态度鲜明,气势高昂,令人起敬。而对同为安徽同乡的冯玉祥,态度却与对胡适有天壤之别,冯60岁寿辰时,陶两次写诗祝贺“……疑是诗人大众化,分明大众成诗人。寿星欣逢大时代,桂冠战袍披一身。”说冯玉祥“欢喜故事中的高举烛要把光明照着老百姓,在暴风雨的黑夜里,稳扎稳打到天明,还愿您活到一百岁,亲眼看看天下太平!”他称赞陈嘉庚“依旧是脊梁竖起,不屈不挠!”祝贺陈嘉庚“长寿赛过马祖尧,月圆花好!”陶行知的是非好恶,就像战场上的敌我友那样,清清楚楚。因而我觉得这一类的诗,也是他拿着号筒在“打仗”。当然,陶行知的诗的内容远不止此,在《诗人节祝词》中,他就提到了学写停战诗,学写民主诗,学写创造诗。他的诗蕴含丰富的情感,也把自己摆到诗里面去,他自勉“为一大事来,做大事去”,他表示“好好坏坏随人讲,心中玉一块……翻手化云覆手雨,朋友我不卖。”他在《读冯焕章先生诗》中写道:“五读先生诗,天上正飞雪,雪比诗中思,诗是心中雪……”

“诗是心中雪”就是陶行知的自我写照。他写过《新诗路线》、《创造年献诗》等关于诗的文章,他写了《诗的学校》、《诗人》等关于诗的诗歌,他说他“一闻牛粪诗百篇”,他在学校、在社会、在国外用自己的诗发言,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1946年7月21日,他为祭邹韬奋先生写了《最后的一首诗》,相隔4天之后,即7月25日,他就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不幸逝世。在去世前,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于是没日没夜地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即24日下午1时起整理诗集连续达5个小时以上,他是带着满脑子的诗逝去的,他在临死前也未丢下他的“号筒”。他的诗情难以描述,无可比拟。

教育如诗,

就是陶行知。

教育是他的体,

诗是他的衣,

实践是他的魂。

从实践中学习陶行知,

才能出好诗。

——徐培鸿